但要將文學轉換成電影語言,之間不免有衝突、取捨及如何達致平衡的問題。導演史派克.瓊斯(SpikeJones)與編劇查理.考夫曼(Charile Kaufman)於2002年搬上螢幕的《蘭花賊》(Adaptation),卻以怪誕、跳躍、捉摸不定的方式處理這部改編作品,且大膽地在影片中自我表態。編劇猶如原著作者將自己置入混亂的文中,以個人視角為出發點,將生活真實與真實背後相互結合,一同觀看這場帶有焦慮、喜悅、停滯、突破和適應的狂熱鬧劇,並走向反叛的改編之旅。
跳躍的敘事-從這裡開始
故在這部影片當中,查理除了導入原著故事中的事件外更擴大事件,並運用雙線的敘事方式:其一為查理現實的創作空間(查理的藝術理念和創作過程對原著進行拆解);其二即當抽離上述敘事後影片不時穿插原著作者蘇珊‧歐琳[1](Susan Orlean)(梅莉史翠普飾)調查並撰寫《蘭花賊》到採訪約翰‧拉若許(克里斯庫柏飾)書寫過程的空間。兩者看似不相干的敘事,在查理塑造與分裂出掛名但在實際生活中卻不存在的胞弟「唐諾.考夫曼」推崇經典好萊塢敘事公式影響下,共同並進;而唐諾的創作更與查理這個亟欲逃脫公式情境下形成強烈對比,並且每一次他對查理的干擾都會使查理的創作路徑脫離一些原先的軌道。這種雙線敘事的結構及空間設置上轉換出劇情特性,並藉由唐諾的影響讓查理改編偏離的手法,使兩條敘事線得以展現出整部電影的張力。
編一部關於花的電影,但這「不只」純粹講述花
回到影片,透過編劇查理的改編,原本劇中的查理只想「要編一部關於花,純粹講花的電影」,把蘇珊在書中所描繪關於蘭花的精隨利用影像表現出來。抱持讓這部電影不失格調並且對原著負責的態度,更沒有想要依照好萊塢式的情感路線讓蘇珊與約翰發生關係。不過為了體現這一層面向,查理轉向使用大量畫外音的方式讓歐琳說出蘭花帶給她的激情與思路,形構蘭花的曼妙。但儘管查理如此之費勁心思劇本仍無法向前推進,再加上唐諾的成功及不斷的干擾,使劇情發展走向「不只」是一部純粹講花的電影,就像原著「不只」是純粹講花的故事,背後衍伸出更廣大的事件。
從原著《蘭花賊》(The orchid thief)到影片《蘭花賊》(Adaptation)查理賦予了異/同的面向。同,為不僅從「Adaptation」字面上解釋作者反映了花卉對環境變化的適應,也表現原著提及達爾文適者生存的概念(似乎藉以反諷編劇「適應」好萊塢的生存困境)、還有對蘭花充滿狂熱的世界、佛羅里達特殊的植物犯罪模式,更看到為蘭花瘋癲至極的狂人以及深陷文本其中的作者。另外在書中描寫蘭花時的性愛象徵,查理也運用其他方式體現;異,則是當查理這種創作模式展現於螢幕上時,除了表現原著的精神與神韻之外,讓改編開展出更廣泛的向度。這似乎也給予這部影片兩種層次:其一置入原著書寫的過程及結局;另一個層次則當查理將自己寫入劇本時,設置原著的結局後(亦為完成對原著致意的那個段落),繼而打破常規而行事,恣意的破壞編劇規則,刻意違反編劇大師在劇中所告誡的禁忌。交接前述兩條敘事,結合的卻是難以想像的販毒、性愛與槍擊追殺案的通俗戲碼,使整個劇情充滿矛盾,更顛覆前面畫面所營造出的焦慮與貧乏,多層次的後設更對比出劇中的真實與幻象。
最後,透過探討《蘭花賊》此片,提出編劇從拆解原著到重組、虛構電影劇本的過程中,體現作者的獨特風格、才能與創作視角。延伸和豐富了原著的書寫,展現了改編者和原著「視域」的異同。然而,在現實中,蘇珊和約翰也沒有劇中那些荒誕無稽的行為,鬼蘭更無法提煉成毒品。用這樣的方式描寫原著或許不為書迷或觀眾接收,但上述的想像模式及看似荒謬的結尾實為從原著中想像而來的,更從中藉由反身的效果諷刺了好萊塢一番。難怪查理在片名《蘭花賊》(Adaptation)就表明劇中劇的模式,更是不時提醒讀者情節純屬虛構,並且邀請讀者步入這個虛構世界去追根究底,或許就是這種強烈的新意與虛構,留給觀眾更多思考及想像空間。
引用片單:
《蘭花賊》。導演:Spike Jonze. 編劇: Susan Orlean (book), Charlie Kaufman (screenplay), 演員:Nicolas Cage, Tilda Swinton, Meryl Streep,2002。
[1] 蘇珊‧歐琳(Susan Orlean),自1992年起擔任《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社內作者迄今,也是《Outside》《Rolling Stone》《Vogue》《Esquire》等雜誌的撰稿人。著有《Saturday night》,現居紐約市,而《蘭花賊》的寫作靈感,來自一則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佛羅里達盜採蘭花的新聞,作者亦抽絲剝繭進行深入頗悉,繼而實地勘查所撰之紀實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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